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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负债家庭财富生活智慧:先立业再成家是傻瓜

更新时间:2019-09-11

  一个1980年代出生在中国的人,在幼年时最熟悉的一个幻想可能就是关于2000年的—也许那时候人们可以飞,吃着古怪的装在牙膏筒里的食品,汽车没有车轮并且尾巴往外喷火……但是到了2000年,我们还都是地球人。

  这种想象中的夸张在心理学上是得到验证的,大多数人会把五年内世界的变化想得过小,然后把十年以外世界的变化想象得过大。这种夸张现象在人们沿着时间轴向回看的时候依然存在。如果考察一下, 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想象1950年代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年轻时候的样子—他们穿着蓝色或者黑色的旧中山装,骑着旧的飞鸽自行车,头发有点乱蓬蓬的,称呼别人为“同志”,他们的娱乐只有篮球和乒乓球,而且还坐在旧办公桌前用搪瓷缸喝茶……

  根据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异类》中的统计,1950年代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幸运的人,他们的青春期正好赶上了个人电脑蓬勃发展的年代,长大以后他们成了所谓“新经济”的精英。比如,比尔·盖茨,迈克·戴尔,以及那个奇妙的史蒂夫·乔布斯。在中国也是一样,在福布斯的2011年中国富翁排行榜前200名中,有156名出生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世界70%的财富还掌握在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手中,剩下的其他人在分。

  在《好运·MONEY+》这次的封面故事中,我们采访了十几位1950年代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看来,他们在普通人眼中属于过得不错的那类人。他们因为自己年代获得机会,并运用他们的生活智慧,具有相对不错的财富水平。

  世界的确变化太多太快了,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iPad,没有社交网站,他们也不能告诉你最佳的通关秘籍和哪家淘宝店最棒。不过,不妨事,也许你可以静下心来听一听1950年代、1960年代的那些人是怎么说的,共享一下他们的财富生活智慧。

  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硕士,曾在罗兰贝格、麦肯锡工作,现在在麦德龙中国区做对外事务总监……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周莉的经历也算得上突出和耀眼。单从表面看,很难想象这个精力充沛的职场经理人同样拥有“60后”的标签。

  周莉的父母都是理工类高级知识分子,可高考填志愿时她却背着父母选择了北大哲学系。1987年,中国改革大门刚刚打开,社会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一个18岁的姑娘带着满肚子的人生困惑,指望用哲学帮自己寻找答案。只是如今在周莉自己看来,哲学似乎不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能够学会的东西。

  大学四年,周莉都没闲着,第一年谈恋爱,第二年忙学校里的事,第三年做小买卖,第四年忙出国。“我算是当年同学里的少数人,我们那个年代读大学,那就是真正的象牙塔,和社会接触没有现在大学生那么多,哪有什么实习活动的,读书几乎是学生的全部主题。”

  1990年代初毕业的人各个都渴望出国看看,虽然出国并不容易,可选择的范围也不那么多,但周莉依然走在了当时的前列,申请出国深造。

  周莉的父亲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专家学者,1980年代初由国家组织使团公派出国。而1990年代自费出国的周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国当时才刚刚站上世界舞台,还没有被外国所接受,办理出国留学困难重重,中国留学生也远远没有达到受欢迎的程度。由于所学专业原因,完全不懂德语的周莉在好不容易拿到签证来到维也纳之后才被告知,学校已经开学,入学许可证作废。也就是说,刚到国外,背井离乡、无亲无故的周莉就不得不面对,上不了学,也没有工作的迷茫境遇。

  无功而返?这不是好不容易出国来的周莉会干的事。于是,和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经历过的一样,要强的北京丫头开始在中餐厅里打黑工。

  由于不会德语,周莉做不了服务生,只能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厅里负责吧台酒水。她每天下午1点上班,忙到差不多凌晨一两点下班,睡在朋友家的客厅,早晨家里的孩子6点起床上学,周莉也跟着起床自学国内带过去的德语课本。

  周莉经常会做一些德语单词卡片带在身上,在餐厅干活儿的间隙拿出来背两句。有一次,一个中国服务生看到了周莉的卡片,笑着说“周莉,做个跑堂的,这个单词你一辈子都不会用到,背它干嘛?!”当时周莉没有答话,可心里暗想,人要有目标,无所谓现在所处的环境,只要积累在,你怎么知道我未来会成为什么样。

  维也纳是个浪漫之都,但那只是对于有钱人来说。当时在中国大部分人只拿着每月几百元钱的工资,可对于身在国外的周莉来说那点钱根本什么都干不了。读书期间的周莉时常不得不躲着同学走,动不动就去咖啡店坐坐的习惯让她吃消不起。可就是这样一个连咖啡都喝不起的女孩子,在硕士毕业前就获得了无数奥地利本土学生都梦寐以求的工作,进入麦肯锡咨询公司。

  周莉曾是麦肯锡录用的第一张亚洲脸孔,一提到国际化多元性,公司就会拿她出来做例子。2000年,周莉在办公室遇到了从中国来的同事,听他讲了许多有关国内飞快的发展情况,同年,周莉申请调回上海工作。

  选择回国似乎是周莉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决定。因为很快,她在国内遇到了自己现在的先生,结婚、成家,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也让周莉开始逐步拓展工

  面对麦德龙庞杂的事务,周莉的工作强度不小,办公桌上的几部电话时常是刚挂下就响个不停。

  “职业路径一般能分成两条,专业型和全才型。或许我已经做不了律师、会计师、IT工程师之类的工作,但skill上的东西是互通的,职场人士要明白自己的特长,培养自己的发展方向。”周莉清楚自己擅长什么,更重要的是,她会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女儿的出生让周莉变得越发从容。如果说所谓的成功和如何成功是周莉曾经最在意的东西,那么现在她的生活中有了更多的支点。“当你对一件事情太过专注,就会患得患失有很大的压力。女儿的到来让我认识到人生中精彩到处都是,不需要横向地去和别人比职位,比金钱,这只是别人眼中所谓的成功。工作和生活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才是我自己追求的东西。”如果说四十而不惑,除了事业上的追求,如今的周莉找到了更多生命中能锚住自己的支点。

  每周做一到两次瑜伽,定期陪家人出国旅行,工作上用心尽责全力以赴,周莉享受着这个年纪应有的富足和愉悦。她不羡慕身边80后的年轻和机会,也不会对未知的明天感到焦虑。

  50/60后们从真正的高墙象牙塔里毕业走上社会时,碰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开端,在当时高等教育紧缺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真的就是稀缺资源。现在好好读书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只读书肯定不够了。80后的优势或许正是在于他们的“早熟”。

  在中国和国外存在巨大经济差距和理念差距的情况下,出国留学无疑是最好的套利方式,现在情况要复杂得多,出国留学的套利水平相当有限。

  职场有压力无非因为两点,一是想成功,另一个是怕失败。不管时代怎么发展,自身的问题只能依靠自己来解决。做最好的自己,相信最好的结果。

  所有的选择都有自己的成本,不要对自己的选择抱怨太多,事业和家庭兼顾是所有人的理想状态,但理想状态仅存在于我们的物理课本和童话故事里。使用好你现有的资源和能够获得的支持,不管它们来自父母、家人还是朋友,同时也不断审视调整自己的选择和状态。

  在许多老上海的记忆里,浦江饭店内500平方米的孔雀厅,是洋派、华丽和摩登的代名词。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是在孔雀厅正式挂牌成立,当时作为餐厅的孔雀厅因此暂时终止了对外营业。那年5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深圳挂牌成立。

  孔雀厅的厨师们有更多休息时间的时候,第一批中国的个人投资者却忙得很,其中很多人日后通过这种新的赚钱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财务自由,那一年,黄德钧28岁,童小美29岁。

  几乎所有的50后、60后对1990年代初的证券市场都有一段差不多的回忆。见证三天就暴涨570%的股票、一天上涨超过100%的大盘;即使糊里糊涂买了某只股票,却能莫名其妙地暴富。还有那条发售新股时“人贴人”的超级长龙、邮局收到的2800张身份证的包裹。不安全,不规范,但不得不说,当时发财的机会真的很好,虽然这种环境也让当时很多致富者,又到了一贫如洗的状态。

  “我算是第一批‘股民’,1991年,那时深市只有5只股票,我就买了其中2只,本港台同步现场报码,万科和深发展。”黄德钧说。当时像黄德钧一样离开收入稳定的政府机关、不顾一切纷纷下海的公务员里,有不少人都选择了把钱投资到股票里去。

  “有不少人第一桶金都是来自股票市场的,我也不例外。不过,在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二十年之后,现在的A股市场已经很难重现当年的‘挖金’效应了。”黄德钧对比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的变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01XXX,这是童小美1991年时在证券公司的账户号码。作为第一批拥有交易账号的个人,童小美对当年是怎么“吃螃蟹”的景象记忆深刻。

  中国资本市场开市的第二年,童小美在银行工作的嫂子承担着售卖总共20张认购证的业绩压力,热心的童作为亲戚之间的帮忙,拿出60元钱买了2张,并且做好了花钱打水漂的准备。当时谁也没想到60元能带来什么,结果001号的那张认购证摇号落空,002号的那张为童小美带来了未来二十年炒股路程一笔不小的本金。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黄德钧的运气不错,在投资股票上继续把握住了不少投资机会。“我做过一级半市场,就是拿着钱到各家上市公司去收购‘职工股’,‘搜罗’股票。当年轰动全国的发售新股我也有份参加,就是拿着身份证连夜排队,抢认购股票的申请表,真是人山人海。后来还代表公司做过法人股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从现在来看都是比较成功的。”

  虽然黄德钧现在的投资重点早已偏离股票,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最早为自己带来财富的投资工具,仍然会有固定的资金放在股票上。

  童小美这种资本市场第一批投资者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很感谢,并且他们头脑中的纪年方式都是以大事件标示,比如说,1997年,他们会说“啊,就是逝世那年。”

  1997年2月19日,童小美和大多数人一样,从电视上看到了逝世的消息。当天,上海股市开盘870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天塌下来了,于是当天无数人挤向交易所,抛空了所有的股票。那一天,童小美手上握着几千股的四川长虹,她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当天,股市开盘即最低,狂涨100多点。四天之后,四川长虹作为第一只公布年报的股票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童小美预感到好戏还在后头,又以十几元的价格补充了几千股,没过多久在42元左右抛出,这一单至少让童小美的股市资金翻了一倍。

  事实上,1997年初的一轮狂涨,一直涨到了5月13日,大盘指数为1510点。

  对于50后/60后来说,2007年的一波好行情和2008年开始的持续熊市已经不是他们这代人独享的股市风云了。和年轻一代比起来,除了股票市场,他们更有发言权的或许是楼市。

  2007年考虑到儿子读书的原因,童小美想在杨浦区买一套房。70多平方米的精装修房,总价108万,接到中介电话后三个小时童小美跑去看了房,半小时后拿定主意就交了意向金。当时接近下午6点,银行已经关门,拿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才刚到2000元,童小美刷卡预付了1万元。生怕看上眼的房子被别人抢先,第二天早上9点她又等在银行门口,取了剩下的3.8元现金交到购房中心。如今,这笔100多万的投资已经变身为了250多万。对于童小美来说,她的投资总能获得不错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结于她的节律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节律谐振了。

  对于黄德钧来说,或许遗憾更多一些。虽然他早期曾经做过一些房地产项目,例如将工厂改建成写字楼出租,当时也赚钱了,可惜因为种种意外因素的干扰没有坚持在这个行业发展。回顾过去二十年的投资经历,无论是投资股票、做天使投资人、对企业投资,黄德钧都算满意自己的表现,而楼市是他认为唯一错过的东西。

  在十几年前要进行投资要比现在复杂得多,那时候人们很可能应该35岁以后,等有了足够的时间再进行投资,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投资。

  但是现在,各种投资机构和互联网为投资者做了很多,在上大学时投资者就可以轻松地开始自己的财务之旅了。

  现在,如果还有人送给你内幕消息,那你就要先捂紧你的钱包,因为很可能是,骗子来了。

  钱不多、时间也不多的话,还是找专家理财比较合适,例如做基金定投。这个经验和巴菲特告诉投资者的一样。

  别想着将来会有很多时间去规划,即使职业波动性再大,也不要忽视理财。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理财都是每个人一生肯定要去面对的事情,对这个事的处理不要拖沓。

  1991年,潘拥军23岁,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的几件大事,和女朋友结婚,迎来他们的儿子—这两件事似乎离得太近了—以及白手起家决定创业。当年,他的每月工资是100元钱,如今他拥有旗下三块产业和一个马术俱乐部。

  1969年出生的潘拥军从小在上海郊县奉贤生活长大,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有着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字。高中毕业后,他没有如父母起名的初衷成为军人,而是进入乡办企业,当起了铁皮工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即使潘拥军是当时乡里远近闻名的技工高手,能用一整块铁片不带一颗钉子地打出整条铁皮裤,那个时候他的工资始终是每个月36元。

  儿子的出世让潘拥军的生活一下子过得紧巴巴的。0.36元一包的土烟,原先每个月他要抽上三条,省吃俭用的钱有时候让他连烟都抽不上。缺钱则易思变,为了赚点外快,潘拥军拿出了1500元的结婚礼金和1500元积蓄,买了一个钻床和一台电焊机,利用下班时间在厂里干起了私活。凭借过硬的好手艺和客户支持,才一年不到,潘拥军就赚了几千元,从工厂辞职开了自己的盘柜厂,为大型电机组合生产外箱外壳。

  开厂一年不到,潘拥军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与一家大公司合作生产控制柜,让他一下赚了几万元。1996年,暂停了盘柜厂的生意,他开始与日本安川电机合作生产整套控制柜。然而四年之后,考虑到控制柜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带着100多万的总资产,潘拥军停下了手头的生意,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2000年10月,看中了国内电机设备的产品空白,潘拥军带着妻子半旅行半出差地前往韩国溜达了一趟,只身前往LG公司拿下了国内自动化电机设备的代理权。紧接着,他面对的是二次创业。

  直到2002年末,潘拥军时不时地还过着在市区办公室打地铺睡地板的日子,即使当时他的身价已经接近千万,产品销量在全国同类产品里始终排名第一。每天开着普通桑塔纳来回奉贤和市区,五六点起床,深夜十一二点回家对他来说是创业路上的正常时间表。

  和大多数当时下海经商的人一样,潘拥军相信自己是赶上了1990年代末、新世纪初创业寻找空白的好时候。2005年,当他再次出击进军运动器材领域时,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由于产品设计和渠道问题,连续三年总共亏损1500万的业绩让他开始重新审视所处的市场环境和自己的生活状态。

  2008年以前,潘拥军从来没有穿过100元以上的牛仔裤,最贵的衬衫也仅限于海螺牌二三百元的款式。虽然企业的盈利和经营始终不错,但他依然会睡不着,担心辛苦奋斗来的一切一夜之间会归零重来,因此除了保证生活的基本开销,他把所有的资金用于企业扩大或是流动资金。而大多数时候在他的身上依然很难看到所谓“有钱人”的标准装扮和味道。

  《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中显示,在1999到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40岁到50岁的“60后”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699人,约占上榜富豪总数的35.70%。潘拥军显然还不在这样的行列中,但“60后”无疑是当前我们身边商界创业的主力军。

  创业至今的二十多年里,潘拥军没有欠过客户一单钱款,自己却遇到过假汇票、客户跳单、上游漏税等一系列不靠谱的商业问题。“做企业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遇不到,而且它们还都是你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潘拥军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教会儿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老实人、勤俭人、慈善人,直到今天,她对自己的儿子也一直说着同样的话。

  《三国演义》、《水浒》、《史记》是潘拥军最喜欢看的书,每年他都会把它们拿出来耐心地重新看上几遍。他会和儿子讨论各自对书的理解,除了里面的人物关系,他更看重那份男人必须有的责任感,对家人、朋友,还有这个社会。

  2005年开始,潘拥军开始接触骑马这项运动,很快他在自己的厂区开始养马。2010年,潘拥军已经养了50多匹马,用了三年的时间建成了上海乐派特马术俱乐部,是上海为数不多具有标准马术比赛场地条件的马场。每年,马场开销至少在300万,而收入却最多维持在100万,几年来他依然乐此不疲地在这项运动中不断投入。

  2011年潘拥军创立了上海乐派特马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当年引进了2匹欧洲优秀的温血种公马,新年伊始,潘拥军从荷兰新购入了5匹欧洲温血种公马,仅空运费就高达百万。但愿从长期来看,潘拥军的马场可以收回这种高成本。

  1983年到1995年,创业的机会也许遍地都是,那时候人们的物质需求刚刚被释放出来,整个市场基本是一个卖方市场,那个时候也许一个人获得了一些特殊资源,这种资源只要有一点不对称性就可能获得不错的利润。2000年到2005年,如果那时候创业者融入了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也是创业发展的黄金时期。2006年之后,机会变得越来越难把握,市场变得越来越难捉摸,创业需要谨慎,投资也没那么容易,有勇无谋已经不适用于这个时代了。

  如果在现在,那些显得笨重的创业方式就不那么受欢迎,起码是不受资本层面的欢迎。

  这是一条放诸四海皆准的做生意理念,没有一个老板能骗过所有的合作伙伴,最重要的是法律不可能一直为骗子网开一面。

  “两板精神”不只是温州老板们的特质,所有活下来的创业者都能讲出一段自己的血泪史。

  创业的路上布满荆棘,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大部分人都死在了明天晚上,所以不要放弃今天。

  “先立业再成家是傻瓜,真立业后对妻子的要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变得不简单了,所以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大家互相理解信任的时候,共同来完成一件事呢?”对于某些大龄男青年爱挂在嘴边的“先立业后成家”的说辞,王新友作为过来人完全不认同。

  他1966年出生于哈尔滨,大学毕业时,由于在旅行社做实习导游,结识了在酒店工作的妻子苗岩。

  至于说到“为什么结婚”,爱似乎是他唯一的理由:“很喜欢自己的妻子,跟她在一起很快乐,自然就结婚了。”

  目前,他与妻子苗岩在798一同经营着一家艺术画廊,画廊定位于推广年轻艺术家与当代艺术作品。在画廊里,他和妻子的分工很明确。王新友每天马不停蹄地与不同的人碰面,画家、买家、策展人、媒体等等,而苗岩安静地做着行政和财务工作。

  很多青年男女在结合后,或多或少进行一定程度的“资产重组”,但那时的他们毫无这种概念,谁也没想过要接管对方的财政大权,没经过商量就自觉形成了默契—“两个人挣钱自己花自己的,妻子的钱基本都是照顾家里了,我的钱基本都是买画了”。

  结婚后仅一年时间,王新友便离开机关单位,到一个星级酒店当总经理助理,在1990年代初期每月赚2000多元,而后是到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为其操办上市业务。他用第一笔原始积累跟朋友一起合伙开过大型的集团公司,管理人员达到200多人,2003年经济形势不好,他离开自己创立的公司来到北京,经过两年多的试水,最终在2006年开起了画廊。

  王新友应该属于《富爸爸》一书中形容的“不是为了钱而工作”的那种人,与之相对应的是“为了工资和短期福利而工作的大部分人”。在他多年的发展历程里,苗岩始终都是一个默默支持的角色,在丈夫离开哈尔滨后,她肩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直到女儿到北京上中央美院附中,夫妻俩在分居四年后才得以团聚,他说“苗岩的爱好就是照顾她的男人和孩子,从不参与自己的事情”。

  两人财务上一次重要的瓜葛是在刚开画廊的第二年,当时由于经营状况惨淡,他账上几乎没钱了,苗岩感受到了,主动给他账上打了几十万元,他知道那应该是她大部分的积蓄。2007年时,因为画廊缺少财务人员,苗岩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来到画廊上班,不过仍不过问经营状况,只做个兼财务职能的行政人员。

  总的来看,王新友创造财富的过程似乎缺少了苗岩的直接参与,但王新友认为“她最大的参与就是支持我、信任我,和我保持一种默契”,这让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和兴趣的追求中。

  一个拥有和他类似模式的投资者是巴菲特。巴菲特20岁的时候就与18岁的妻子结婚,他经常由衷地感谢妻子,在他的家庭财富模式中,稳定的婚姻和家庭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创造那些财富神话。有点老套?不赞同?嗯,这当然只是一个属于那个年代的个案。

  2012年,当赵梦梅步入人生的第52个年头,开始朝着退休的日子又逼近一年时,每每回忆起年轻的日子,让她印象深刻的不是自己曾经赚过多少钱。脑海中时常出现的是一幅幅的美好画面,那是1990年代,和丈夫一起带着七八岁像个小不点似的女儿在马尔代夫、夏威夷、英国等等地方欢笑打闹的快乐时光。“我从来不是个会过日子的人。”没有太多的存款,也没有好几套房,但和许多人比起来,赵梦梅依然是个异类,过着“奢侈”的生活。

  1979年考入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毕业后服从分配回北京住房建筑部工作,两年后跳槽进入出版社担任建筑图书编辑至今,赵梦梅的职业路径和当时的大多数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安定、有一技之长、选择了自己擅长并且喜欢的事,她是那个年代里普的一个普通人。

  读大学的年代,赵梦梅靠的是每月15元的生活费,毕业工作之后几十元钱的工资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年轻姑娘爱漂亮、要打扮、追潮流的需求。音响、收录机、唱片这些生存以外、生活之内的开销不是工薪阶层能够负担得起的。

  “50后”结婚的年代,备齐“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体面地成个家,图个温饱,无病无灾便是他们所有的念想。“60后”们,把结婚三大件换成了“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如果还能有块钻石牌手表,那就再幸福不过了。

  赵梦梅结婚的时候还只有60几元钱的工资,家里给了她2000元用做结婚钱,她却偷偷用来买了个梦寐以求的夏普800组合音响。婚房是单位的集体宿舍,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要用电炉子热奶粉,这样的日子在当时的年轻夫妇看来似乎没什么奇怪的,几乎是一段集体记忆。

  物质的相对匮乏,并没有影响赵梦梅一家在精神世界里的追求。爱看书、爱买书、爱艺术、爱旅行……工作进入第六年的时候,单位分配了一套新房,丈夫到国外出差,带回来各种家用大件后,赵梦梅明显感觉到在物质上的焦虑减轻了不少。1995年,他们拿出仅有的14万存款买了辆富康,在当时北京空旷的二环上兜了好几圈。1996年,作为第一波去马尔代夫旅行的中国人,他们全家还一度被误认为来自日本。

  2001年,赵梦梅夫妇做了至今最大的一次消费,决定送当时14岁的女儿前往英国读书。全寄宿制的英国高中和大学教育花费让这对夫妇又一次感受到了经济带来的压力,好在这一切还在两人收入的可控范围内。

  没有独特的投资内容,没有好几套房产的后盾支持,和同龄的具有天生理财观和金钱观念的家庭相比,赵梦梅一定算不上富人。一直声称自己不会过日子的赵梦梅,却又被当做同龄人里最会享受生活最会过日子的少数群体。

  年逾五十的赵梦梅没有奢侈品,也没有太值钱的首饰,却有一屋子的书和一肚子丰富的回忆以及和家人的美好经历。

  没有房贷压力,他们也要谨慎投资。该信另类投资方法吗?子女教育,又该如何规划?

  零负债的50/60后们财富日渐增长,当下的生活已基本无忧。如何让未来的养老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准,是他们现在最焦虑的事。所以向50/60后学习,但也要仔细分析他们的财务经验。

  我们挑选一个案例,通过对一个无负债且可利用投资资金较多的家庭,对于如何管理资产保障养老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王萍和谢函在生活中都是简朴之人,不爱追求名牌和奢侈品,甚至不买车坚持使用公共交通上下班。加之结婚的房子是家里传下来的,两人更少了一笔购房开销。这些年的工资结余加上年终奖、兼职工作的收入,家庭积攒下一笔不小的资金,大约290万元。现在两人生活安定,妻子还调换到一个更轻松的岗位上工作,虽然收入比以前有所降低,但日子反倒更简单自在了。

  “我其实不太懂理财,也不是个会算计的人,只是家里也没有负债、担心钱放着会贬值才觉得应该拿出来做点投资。”王萍投资更信赖专家建议,自己很少研究学习,这曾让她吃了不少亏。

  在基金最火热的2007年,她花费十几万元陆续买入了十几只基金。“最初就是自己留意报纸上推荐的产品名称,至于这些基金到底有什么风险,我并不太清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收益,但没注意赎回,到市场一路下跌我才警醒,赶紧清仓出局,结果是没赔也没赚,白折腾了。”

  2009年初,王萍听从理财经理的推荐购买了一只霸菱香港的QDII基金,却不幸成为了她最惨的理财教训之一。“因为我先生在外企工作,公司偶尔也会发一些外币,当初共花了6万美元,3年来累积亏损了75%,不甘心就这么赎回,只能一直拿着。”王萍心里多少有些埋怨那个理财经理,也开始对投资这件事多了些谨慎。

  无负债且投资资金较多,这类家庭更可能依赖专家理财,缺乏自身对投资的持续研究。王萍最初的投资选择基金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自己直面股市的风险,但她缺乏组合投资的理念,没有对偏股型、债券型、指数型基金进行互补配比的概念,并不了解基金背后的运作内涵,只是听推荐就买入产品,缺乏系统性。

  对这类被动型投资性格且拥有较多本金的投资者来说,可以考虑选择有较高安全垫和类别配比的混合型基金。第二,投资要有一个时间把握,采用“阶梯投入法”逐步买入可以帮助拉低成本。当然,这还要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操作,避免越跌越买的情形。例如基金,其背后是否有实力雄厚、善于管理的专业团队在运作,其团队核心成员是否是历史业绩优异的明星经理,其净值下跌的原因是整体市场形势问题还是自身基本面的问题,从这些层面去思考做出的决策也就更准确一些。

  另外,建议对于离岸资产最好寻找更擅长海外投资的专业人士作指导,比如外资银行专家。在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下,外币资产可以用来投资贵金属,减少汇率损失,但投资比例不要超过10%。贵金属的投资能与其他资产表现有一个互补的效应,是一种“保险投资法”。

  MONEY+建议:对于理财经理推荐的产品自己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不能只关注预期收益率数字而忽视产品所对应的风险。王萍购买的QDII基金亏损达到75%,说明这只基金具有较高的杠杆比例。对比其他种类的基金,QDII还涉及新兴市场的投资风险、汇率风险和衍生工具所附带的风险。这些都可以从产品说明书中发现。此外,从历史业绩看,这类基金取得负向收益的概率远大于正向收益的概率,投资者就必须做好及时调整的准备。

  2009年的时候王萍偶然接触到一种叫做P2P的小额信贷的固定收益理财模式,她抱着试水的态度先投了2万元。“通过公司平台,我可以自己挑选借款对象,可能是农户需要的几千元耕种资金、普通上班族买房首付款的几万元资金缺口或者是大学生的学费贷款。”

  几次投资往来,王萍发现小额贷款还款人的信用基本都还不错,平台公司也比较靠谱,投资年化收益率在8%到10%,此后,他们把定存的资金慢慢转移过来加大了投资力度。现在王萍家庭大约有200万元的资金都投入到这家自己比较熟悉的小额信贷公司中,年收益约16万。

  养老资金这样的滚动收益很符合王萍的期望。在她看来,这种形式一方面使得自己的闲置资金直接转到普通人手里帮助解决燃眉的资金缺口难题;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省心,收益似乎比投资股票、基金更稳定一些。

  此外,在家人支持下,王萍还用40万元购买了一款叫做“宜农贷”的公益理财产品。与她之前乐于参与的捐赠式公益不同,此项目是把资金专门用于低息借助农村贫困妇女发展生计,借款的形式不仅可以督促对方努力经营还本付息,还能实现捐助人的爱心资金重复利用。“虽然只有1%的收益,但这样的方式更具有公益意义,更是互惠的过程,对孩子也有很好的带动和影响。”

  人人贷的模式在中国属于金融创新,具有资金融通的效用,但随之的风险也不能忽视,参与家庭必须重视。其最大的风险在于这种方式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相比商业银行的小额信贷业务,其借款人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信用度不足,无法向银行申请到贷款,才转而向贷款利率更高的民间机构借贷,其还款能力并不稳定。其次,从当前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来看,运营能力参差不齐。如何选择一家靠谱的平台机构很难量化标准。目前来看,还只能依靠投资人与公司的持续接触和了解,有意识地去发现公司的信用审查和风险控制流程是否严格和可信,有没有设立保证金账户,投资资金的去向以及是否足够分散,怎样保证本金安全或控制贷款人失信后导致的亏损。比如5万元本金,分成10等分,分别贷款给10位借贷者,其同时违约还贷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且在贷款人申请资金时需提供一定的抵押物作为保证金,这样即使发生小概率的违约事件,仍能靠拍卖或处置抵押物来弥补投资者的损失。

  王萍持续参与这类投资,正是基于她对该公司积累了很高的信任度。但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是:此项投资比例占到了家庭可投资金的70%,过于集中单一。现有每年8%到10%的投资收益率,不代表此后没有风险和波动,应注意调整配置比例,分散投资风险。

  目前,女儿已经就读高二,王萍觉得自己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不能算是“积极型父母”,“念什么专业、是否该留学,这些都还没有规划过。”

  不过,早在女儿7岁的时候,王萍就为她购置了中国人寿健康成长D计划保险产品,缴费至18岁,囊括了人身、重疾、意外、住院医疗保障。同时,她也为自己和爱人购买了分红型的泰康财富人生终身保险,目前还需缴纳5年,家庭保费年支出2万元左右。

  除此之外,王萍家还留有4万元的活期存款,另外的8万元用来购买了3个月期固定收益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退休后我们每月能有多少养老金,这点还真没有仔细考虑过,不过还是隐约有几分担忧,不知道现在做的这些够不够。”

  按照王萍家庭的特点来说,其目前没有经济负担,更多考虑的是养老需求。因此在保险配置方面可重点补充具有理财功能的险种,且多考虑保障资产的安全性,意外险维持在现有额度即可。建议补充一款5年期消费型的定期寿险,保证孩子成年前的家庭收入来源。另外,重大疾病的花费也不可小视,现有医保下还应多添一款重疾险,这类产品费率受投保人的年龄影响会产生费率倒挂的情况,最好货比三家,50万保额、20年期就足够。而事实上这类险种还具有储蓄功能,到期也可作为养老金。

  由于孩子即将迈入大学阶段,考虑到存在出国留学的可能性,最好从本金中划归部分到孩子的教育金专户,并在近2年内保持好这笔资金的流动性。长期教育金的积累,如果自控能力弱,用定投或带有理财功能的保险提前规划。

  两人还有10年左右的工资收入,每月结余9000元,10年就是108万;现有投资资金保守按照200万、每年8%的复利计算,退休后能达到430万元,这样共可积累538万元。另外,加上基础社保每月还能补充至少5000元的养老金,按照现有的家庭支出8.4万元/年计算,除去可能的教育花费,养老生活基本无忧。

  为安全投资留有余地,采取三等分原则。可将三分之二的资金用于投资,另外三分之一用于风险保证金。即使投资出现一定的问题,也会有机会利用剩余资金追加投入,或者决定放弃投资。

  无负债看起来很好,但这也会影响一个家庭的财富积累速度,其实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一个家庭可以主动寻求一些负债,只要你的现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你的负债利率支出增长的两倍就可以。

  轻视理财中的风险,只关注收益,就像企业只看销售额而无视成本一样有问题。